作者：李黎力(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我國金融活動歷史悠久，創造了很多世界第一，包括最早的紙幣、最早的匯票和期票、最早的貨幣理論和實踐等。自1024年中國北宋誕生最早的官方紙幣“官交子”以來，世界紙幣迎來了千年紀念，有關紙幣的經濟思想也已歷經千年流變。其中，紙幣價值問題是關于紙幣價值如何決定、因何變動的問題，是構成貨幣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學科的基本問題。相比于17世紀西方紙幣的姍姍來遲，早在1024年就已誕生的中國紙幣孕育了豐富的紙幣價值思想，這些思想中的精華對世界金融理論和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示。
中國的貨幣價值理論發端于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中國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貨幣理論——單旗的“子母相權論”，這一理論涉及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的比較和不同金屬貨幣之間價值關系的探討。墨家的“刀糴相為價論”明確將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視為反比關系。而《管子》的“輕重理論”正是以貨幣價值理論為中心，從“物多則賤，寡則貴”的“數量價值論”出發，引申出樸素的貨幣數量論。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子母”“輕重”等專有概念，還是“先王制幣”貨幣起源論和貨幣金屬主義與貨幣名目主義本質論，抑或是“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的管理通貨傳統，均為后來貨幣價值理論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漢唐大一統王朝圍繞統一造幣權、中唐圍繞兩稅法與“錢荒”的貨幣爭論，確立了貨幣國定論和貨幣數量論的古代正統地位，促進了兩大價值理論的交融發展。漢代思想家賈誼、賈山、晁錯等認為貨幣“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亡用器”，之所以具有價值，乃“上用之故”，奠定了貨幣國定論的基調。陸贄提出了“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的典型貨幣數量論。劉秩從貨幣需求角度出發，將貨幣價值與人口數量聯系起來，進一步豐富了貨幣數量論。白居易等明確將貨幣流通數量及其價值與國家財政收支聯系在一起。這一時期，貨幣金屬主義也得到顯著發展，形成了南齊孔覬隱含貨幣生產費用價值的“不惜銅愛工論”。
北宋“交子”的誕生，南宋“會子”、金朝“交鈔”等紙幣的流通，及在錢鈔并行過程中出現的紙幣貶值情況，使得紙幣價值開始成為貨幣討論的中心問題，進而在過去歷朝貨幣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推動了各種紙幣價值理論的產生。貨幣數量論被應用于紙幣，產生了宋孝宗“少則重，多則輕”理論，并以此為出發點，形成了依靠錢幣、商品、有價證券和稅收等收兌流通中的紙幣以調控紙幣價值的“稱提理論”。貨幣數量論在應用中得到拓展，不僅在貨幣需求方面被辛棄疾與紙幣流通區域的大小聯系起來，而且在貨幣供給方面由沈括提出了“貨幣流通速度”思想。貨幣流通和循環理論分析得到顯著發展，形成了貨幣的價值來源于流通的“職能價值論”，以及作為貨幣循環中心的政府財政收支失衡影響貨幣價值的“貨幣財政論”。辛棄疾等人提出的“稅收驅動貨幣”思想，強調政府接受向其輸納構成不兌現紙幣流通的前提條件，發展了傳統的貨幣國定論。從貨幣金屬主義本質觀出發，衍生出了暗含紙幣價值代表金屬貨幣價值的紙幣“子母論”和“虛實論”。
元朝、明代前期和清朝短期間斷實行的不兌換紙幣制度，推動了貨幣名目主義和金屬主義的系統性發展和理論交鋒。從貨幣名目主義出發，馬亨、劉基提出了紙幣是“國家法律的產物”的貨幣國定論思想，陳子龍、錢澄之重申了該理論的要義，王鎏基于對“有權勢”的國家有別于“無權勢”的私人之主權貨幣國家本質的分析，構建了完整的貨幣國定論體系。從貨幣金屬主義出發，丘濬提出了“資以人力”而“功所成”的樸素勞動價值論，否定“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的紙幣流通論;包世臣、魏源、許楣兄弟和王茂蔭等批判貨幣國定論，論述了政治權力無法限制物價的有限性和財政發行必然導致通脹的危險性，并發展了主張紙幣可兌換的“貨幣虛實論”。貨幣數量論主要是通過葉子奇“池水動蕩，血脈?；?rdquo;精妙隱喻說明的紙幣循環論得以發展。
由上可見，在紙幣價值理論領域，中國古代經歷了古老的貨幣國定論、貨幣數量論和貨幣商品論的并行發展和漸進進步。貨幣國定論主要圍繞紙幣的效力，經歷了從原初適用于實物貨幣的樸素貨幣國定論到適用于不可兌換紙幣的成熟貨幣國定論的轉變。貨幣數量論主要圍繞紙幣價值的變動，同樣經歷了從適用于實物貨幣的商品數量論到典型明確的貨幣數量論，再到適用于紙幣的成熟的貨幣數量論的發展。貨幣商品論主要圍繞紙幣價值的決定，表現為子母相權論、貨幣虛實論交相發展背景之下，從樸素的生產費用價值論到勞動價值論的演變。
西方的貨幣價值理論最早可以追溯至早期古典時期。圍繞紙幣的價值，西方經濟學界經歷了從貨幣商品論到貨幣名目論的轉變，從宏觀路線為主轉向宏觀、微觀路線并行發展。宏觀路線主要圍繞紙幣的購買力問題，依次經歷了從貨幣數量論到生產費用論、貨幣數量論與貨幣收入論的并立，到現代貨幣數量論(貨幣主義)與現代貨幣收入論(凱恩斯主義)的并立，到貨幣主義算術理論，再到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與現代貨幣理論的新近競爭。而微觀路線主要圍繞紙幣的效力，從一開始貨幣商品論與貨幣國定論的對立，到近代貨幣國定論的發展，到各種職能價值論的產生，再到新貨幣國定論(現代貨幣理論)的近期流行。
古代中國歷經宋、金、元至明前期近五個世紀的行鈔實踐，依托兩三千年源遠流長的貨幣思想賡續和傳承，形成了十分豐富的紙幣理論，特別是在紙幣價值理論領域作出了不少原創性貢獻。
一方面，中國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大量具有中國特色的專有貨幣概念、術語和范疇，諸如“子母”“子母相權”“輕重”“貴賤”“虛實”“虛實相權”“多少”“稱提”“斂散”“予收”“貴信”“治本”“主權”“權勢”“奸錢—正錢”“官出—還官”“上行—收受”“出入循環”“鈔本”“鈔法”“孤鈔”“流借”“壅滯”“相為賈”“相為等”“相當值”等。這些概念、術語等主要圍繞帶有辯證色彩的重要貨幣范疇，揭示貨幣價值具有內在關聯，在歷史上不斷得到沿用、組合和拓展，從而為貨幣理論尤其是紙幣價值理論的構建、繼承和發展提供了概念基礎。
另一方面，中國古代歷史悠久、長期占據正統和主導地位的貨幣國定論和貨幣數量論，歷經各朝各代思想家的傳承發展，最終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思想體系，均超前于且預示了后來西方兩大紙幣價值理論的發展。其中，中國古代的貨幣國定論傳統在王鎏《錢幣芻言》中發展到頂峰，以至于其事實上蘊含了當今西方的貨幣國定論(即現代貨幣理論)中幾乎所有的核心理論要素。相比之下，雖然中國古代從貨幣金屬主義本質觀出發的貨幣商品價值論發展相對滯后，但在古老且具有特色的貨幣子母論、貨幣虛實論的發展過程中，也率先產生了樸素的商品勞動價值論或生產費用價值論。
中國古代在紙幣價值理論方面所作出的上述重大貢獻，在世界貨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價值，然而卻在近代隨著中國的衰落、西學東漸思潮的沖擊而逐漸被遺忘和忽視。未來我們應該重拾和重視中國古人的偉大智慧和深刻思想，充分挖掘和吸收古代行鈔的寶貴經驗和特色文化，比如“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平輕重、權本末”的通貨管理傳統，“治本立信”“以實馭虛”的貨幣治理之道，“將取固予”“斂散稱提”的幣值穩定之術，構建科學穩健的金融調控體系，助力建設金融強國。堅持“兩個結合”，推動這些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使其在與西方貨幣經濟學的互動中為進一步發展、完善紙幣價值理論作出新的貢獻。
《光明日報》(2025年01月06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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