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祥
近期，一批現實題材劇集集中播出，既有刑偵題材的《刑警的日子》，也有女性題材《親愛的仇敵》等，但是整體的評分卻不高，大多是剛過及格線，有些甚至在及格線以下。
這到底是什么原因？雖然評分并不一定代表劇集的真正水平，但是也反映了當前現實題材劇集的一些共性問題，值得細細思量。
如實反映就是現實主義嗎？
在很多觀眾眼里，導演高群書是現實題材影視作品特別是警匪題材作品高手。有些人評價《刑警的日子》是一部“很高群書”的作品。“很高群書”這句評語實際上有多重含義：是拍《征服》開這類警匪劇先河的高群書？還是拍《風聲》將國產諜戰劇拉升到一個新層次的高群書？還是拍《神探亨特張》用非職業演員玩“白描式”還原現實的高群書呢？看完《刑警的日子》，我才知道“很高群書”是后一種，即回到了搖晃式鏡頭、原生態場景、生活化敘事和非職業演員的高群書。
這么拍有問題嗎？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看，沒問題，但是在警匪劇已經嚴重內卷的當下，這種手法顯得非常吃力不討好。簡單地說：觀眾不愛看，嫌太過平緩。
作品兩集一個案子，照說是快節奏且帶有“爽感”的，但就是讓你爽不起來。比如第一個案件，失足中年婦女因為幾十塊錢的爭執被捅死。這本是當地社會新聞都不太關注的案件，整個案件偵破過程也非常順利，但是作品就選擇了這個案件作為全劇的引子，把鏡頭深入到了工地、城中村等原生態的臟亂環境中。編導還特意加入了失足婦女用這一謀生供養兩個子女的情節，這就讓一個帶有“桃色”的謀殺案顯得有些人文關懷。這樣的筆法為后續的案件都奠定了一種基調——作品關心的并非探案本身，而是案件背后暴露出來的人性的沉淪與掙扎。一些案件的作案動機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愣頭青為了幾十塊錢捅死了警察，社會小混混因為看不慣富二代唆使小弟們捅殺富二代。這樣的敘事，和當下刑偵劇集拍攝手法越來越注重精密的邏輯推理、復雜艱辛的破案過程有些格格不入。
這樣反映生活有問題嗎？沒問題，但是它缺乏的是對生活的“陌生化”，沒有提煉出有新意的形式。
“陌生化”不是人為地創造陌生化，而是讓我們撥開雜蕪的現實世界，發現區別于庸常的予人新鮮感的一朵朵小花，是我們每個人心靈可能感應過但是被現實遮掩的某種小的情節和小的情感。當創作者把它們發掘出來并賦予藝術的形式感——必須是有形式的內容，我們在接收時才會因為突然理解到人生的意義或者世界的永恒感到會心一笑，并最終完成審美接受。這個概念提出雖然有一百多年了，但是始終是困擾現實題材創作的頑疾。
現實主義能主題先行嗎？
在缺少“陌生化”這一點上，《親愛的仇敵》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該劇選取的是當下流行的女性題材，而且是女性友誼題材。在近年來的此類題材中，女性友誼往往被當作女性遭受情感背叛后的堡壘。作品以影視編劇羅曼為視角，串聯起她的富太太閨蜜陳凱西和十八線女演員鐘傾城。站在他們對立面的就是各種不靠譜男性，包括丈夫和情人。
對羅曼來說，她主動結識優質多金的周慕孫并非真的因為喜歡他，她采用一種游戲的態度開始這段戀情，但是當她真正陷進去后，卻發現輸給了自己“俗”的一面，沉淪于周慕孫的豪華大平層和奢華的生活，并因為周慕孫沒有在生日時送自己名貴的禮物而冷臉。最后兩人分手，羅曼找了愛慕自己的“年下”醫生。陳凱西的處境更符合現代女性題材創作的模板，一個衣食無憂的“金絲雀”察覺到丈夫陳勉有外遇，一直隱忍不發，試圖挽回情感，最后發現陳勉始終防備自己并轉移婚內財產，不得不與羅曼、鐘傾城聯手反擊，逼迫陳勉離婚并讓他痛失幾億元。
這樣的作品，講述的是女性互助互愛、抱團取暖的故事，先抑后揚，帶有爽感。并且作品在形式上也有所創新，羅曼會經常打破“第四面墻”對著觀眾訴說內心的想法，完成與觀眾的互動，這是典型的“陌生化”手法。為何評分不高呢？為何觀眾不為所動？問題就在于陌生化不夠。羅曼的故事，像不像《三十而已》里的王漫妮？不高不低的獨立女性在與自私冷漠的海王經歷了繁華世界后回歸平淡。陳凱西的故事，像不像《我的前半生》里的羅子君？從一個什么都不會的家庭婦女到獨立自主的女性，這類故事在當下幾乎成為一個套路。至少富太太開直播做美食在《妻子的新世界》等作品里就出現過。
在女性題材扎堆的當下，這樣的人物設計和情節設計，早已不新鮮，特別是在短劇興起后，如《引她入室》這一類女性聯合報復男性的劇集以更快的節奏、更新奇的手法在吸引著用戶的目光，長劇已經顯得有些臃腫、老套，有些觀眾評價“無法忍受女人一直圍著男人轉，不管是因為愛還是恨”。
此外，就是作品帶有一種主題先行的創作視野，劇中有大量的羅曼等三個女性角色對談的戲份，特別是羅曼的話語非常像微信公眾號文章的價值輸出，我似乎能想象到三位女性編劇在一起討論臺詞的畫面。劇中借男性導演江涯的嘴說了，為了適應流媒體的變化，作為電影導演的自己也被迫要拍短劇。這實際上也是創作者們的心聲：要不停地適應當下女性觀眾的審美。但是這部作品對于想從不幸福的情感和婚姻關系中掙扎而出的女性來說，并沒有提供新的解決出路和方法，反而讓觀眾有些審美疲勞，說到底，沒有撓到觀眾的心。在我看來，反而是劇中的“小透明”鐘傾城身上有一種新的女性形象與立場——目標很明確，能借用所有能用到的力量，不分男女，也不懼世人的眼光，但是有基本的底線，抉擇又很堅定。
人物創新也是陌生化
難道長劇就沒戲了嗎？當然也不是。在這些劇集中，孫儷主演的《蠻好的人生》就走出了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并非是因為劇集的新意，而是因為它把“胡曼黎”這個人物拍得足夠典型、立體，讓人物從相對狗血的劇情中凸顯出來，這也是新意。
《蠻好的人生》評分也不高，但是熱度很高，就是因為大家想看看胡曼黎的人生到底如何逆轉。它的開篇也是較為俗套，成功的金牌保險銷售人員胡曼黎遭遇丈夫出軌，自己又被公司開除，兩年不得從事保險行業，意外與榆木腦袋薛曉舟成為一對搭檔，開啟逆襲之旅。這部劇的新，在于它將女性真正放在了現代職場上去描寫，有專業的行業知識，更有堅韌的人物性格——她能包容現在發生的殘酷的現實，并在一次次打擊后重新站立起來。
這個人物是少有的能“豁得出去”的女主角，她能拉著小三跳河，能在酒吧穿著“我是墊底”的T恤向每一個人介紹自己，她身上體現了一種真正的對生活熱愛的生命力，如野草藤蔓，彎彎曲曲歪七扭八但終究在那根生活的主干道頑強前進，這就是創作者能為觀眾發掘的生活中的那朵“小花”。從這個角度來看，胡曼黎不正滿足了當下觀眾內心渴望的那種在困境中獲得勇氣并再次出發的理想人設嗎？
你可以說劇情浮夸，但是你會對這個人物有深刻印象。有評論說這是一個“滿分人物”，雖有夸大，但是也證明這個人的活力和典型度，因為你能和她共情。人物的創新，也是一種成功的陌生化。
約翰·費斯克在《理解大眾文化》一書中指出：“大眾文本是被使用、被消費、被棄置的，因為其功能在于，它們是使意義和快感在社會中加以流通的中介；作為對象本身，它們是貧乏的。”在當下流水化的工業生產時代，大眾文化文本的貧乏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特別是在媒介生態和觀眾審美發生急劇變化的當下，如何讓劇集生產能克服創作惰性，走出文本貧乏，始終是現實題材創作必須要回答的問題，也還需要更多的探索。
（作者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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